宁夏计划5年内恢复贺兰山雪豹最低种群数量

在做了这些说明后，对选举法存在的局限，毛泽东概括说，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

另一方面，聚焦于某些文化在某个时刻的特定证成需求也许可以更好地与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相勾连，但是缺乏根植于所有文化的普遍性。[32]由获得证成的权利进一步生成各项具体人权的过程就是人权的商谈建构过程。

人权商谈建构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要素：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可接受的理由（普遍性标准和相互性标准）以及商谈建构（道德建构和政治建构）。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法律面孔与道德面孔同等重要，甚至因为长期以来对法律面孔的忽视而对其有所侧重。其中，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是人权商谈建构理论的康德主义根基。本哈比的理论有一个缺失，即从普遍人权概念跳跃到具体情境下政治自决的基本权利时，遗漏了批判性反思的必要环节。[9]福斯特专门论述其人权商谈建构理论的文章有两篇：《基本的获得的证成的权利：面向人权的建构性概念》和《人权的证成以及基本的获得证成的权利：一种自反性方法》。

这一假定只是论证的起点，不考虑以下现实：单一文化国家在当代多元文化政治实践中几乎不存在。[35]道德建构与政治建构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缺少了政治建构的道德建构是空洞的、抽象的，缺少了道德建构的政治建构是盲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体系建设，又开始全面重新借鉴国家法一元论的西方法治传统，强调国家立法的主导性、法律规则内在逻辑性、法律专业集团的自主性和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一方面，政党政治兴起将传统的三权分立变成政党—政府或政治—行政的两权分立，即政治决策权掌握在政党手里，政党通过控制议会，将政党的意志变成法律并颁布，行政机关和法院都是执行政党意志的工具。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并将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人民群众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中的积极参与，则是对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发扬光大。可见，20世纪新法治就在于政党政治渗透法治所有环节中，治理社会的重任从传统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让位于越来越庞大的政党组织和行政官僚队伍，所以行政规章和公共政策取代了传统的法律。我们必须看到，道德伦理的自然法层面、国家法层面，甚至民间习惯法层面等方方面面的多元法律渊源，相互促进，共同发挥规范行为的作用，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多元治理局面才可以称之为法治，而不是以法治之名，建立一个韦伯所谓的铁牢笼式的律治国家。

①关于秋菊的困惑引发的争论，参见: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J].1996（3）;强世功.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以《秋菊打官司》引发的法学思考为例[J].中外法学,2019（2）。正是依赖这种法律多元主义体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推动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一、学理：重新理解法治概念1.法治：一元主义还是多元主义法治在英文里对应the Rule of Law，这个概念关键是如何理解法（law）的含义。从全球视野的眼光来观察法治传统的发展，西方法治也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旧法治模式日益转向行政法治国的新法治模式。这就意味着法治的真实含义乃是基于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的立场，强调习惯法、国家法、党规党法、道德伦理、自然法等等这种多元主义的法律理念共同推进的治理。激活中国古典立法传统、西方现代法律传统和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立足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超越18世纪旧法治的窠臼，在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架构下重构中华法系，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中国法治模式下实现有机贯通，以真正理解、诠释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治与治理问题，并为人类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法治方案。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作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决定① ，重新将政治上的理想信念、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伦理置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为执行政治任务和道德要求的社会治理工具。因此，法律是可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所谓良法也就是基于自然权利理论形成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一致的，法律的移植也因而成为可能。在中国政治法律传统中，前者往往是指法。后者则仅限于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

[1]法不是自上而下对理念的模仿，而是从社会生活中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引导下，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进行接轨，帮助中国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党类似于公司，仅仅承担选举任务，一旦选举结束，政党就进入到国家机器中，尤其是利用行政规章和公共政策来治理国家，从而形成行政法治国可以说中国法治形成了党规体系、国法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公民道德体系相互配合的多元主义法治格局。

在立法方面，仅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制定了其他少量的法律。而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还是靠政策、制度等多元主义的法治模式来进行调整。其三，20世纪兴起的行政机关日益扩张形成的法治新模式，凸显行政机构通过行政规章和公共政策来治理国家的行政法治国。2.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传统：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从一开始就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法治理念。经过短短30年的努力，中国立法工作走过了西方差不多几百年的立法道路，为中国法治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这种过度强调国家法一元论法治观也带来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体系建设，又开始全面重新借鉴国家法一元论的西方法治传统，强调国家立法的主导性、法律规则内在逻辑性、法律专业集团的自主性和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用美国法学家富勒的话来说，法治是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治理的事业。

由此，法治往往与人治对立起来，人治被认为是对法治的破坏。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司法系统对于普通法系的法治传统也有吸收，在诉讼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模式和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都有普通法系的影子。

在这种背景下，每个人都不想承担社会责任，逃避法律责任，本应作为社会底线要求的法律最后却变成了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N］. 人民日报 ,2018-05-08。

[2]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法律社会学，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都秉持这种观念，甚至连新自然法学说也不再强调法的永恒不变性，承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即法的地方性。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推动建构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一体关系，在吸收、融合中国古典传统、西方法治传统和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模式。然而，学术界对中国法治的主流观点始终以西方的论述为标准。一种是国家法一元主义，这种观念指向的是律治。

因此，当我们讨论法治的时候，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法治观念。其三，新中国以来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法传统。

20世纪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欧洲，还是普通法系的英美，议会通过的法律或判例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开始下降，国家治理依靠大规模的行政规章和公共政策。这显示出，当时共产党政权已经敏锐意识到，解决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不是靠法律诉讼，而是靠多元主义的解决纠纷方式，靠政策、制度以及人的因素去强化法的实施和落实。

自清末法治改革废除了中国古典法律秩序后，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在法律秩序的构建上一直都注重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国家法主导的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中国古典礼法秩序的断裂。而在公司法、金融法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也更多吸收普通法的法治成果。

强调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作用。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建设原则被确定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切都围绕国家法展开，围绕立法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展开。[6]二、历史：中国法治道路的钟摆现象清末变法以来，中国法治道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已经走向了政党主导的新法治，我们正在立足中国大地，建设一种政党主导的新型法治模式。

[7]例如，前些年见义勇为日渐成为一个难题，因为法律对于正当防卫的界限严格导致见义勇为在法律框架之内没有空间。那么，与之对应的法治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指向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多元法治，党员服从党章就是正当的，村民服从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也是正当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国家为见义勇为设置多高的奖励，都没有人愿意去见义勇为。中国清末法治改革以来，一直积极学习大陆法系的模式，强调系统化的法典的重要性。

[摘 要] 本文试图从现代法治理论的学理出发，基于对全球视野和中国经验的把握，探讨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的重构。直到近年随着于欢刺死辱母者案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等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的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积极进行案例指导，试图平衡见义勇为、自力救济和防卫限度之间的张力，并决定从2019年开始修订相关的司法解释。